陈望道:“学问要研究,研究出学问。”

原名参一,笔名陈佛突、陈雪帆等,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、社会活动家、教育家和语言文学家,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。

曾任复旦大学校长,历任全国人大常委、全国政协常委、民盟中央副主席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。

曾担任广世巨著《辞海》总主编,撰写《漫谈“马氏文通”》和《修辞学发凡》等专著。

1977年10月29日,在上海病世,享年86岁。

重视研究

陈望道先生在复旦长期从事教学工作,对科学研究也十分重视。他清楚地认识到,搞好教学,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,是大学的一件头等大事。但是,如果学校不同时重视和发展科学研究,教学水平就无法提高,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也就成了一句空话。因此,陈校长极力倡导开展经常性的学术研究工作,并且强调学术研究中的科学态度。为了适应文化教育、科学研究事业的需要,复旦大学自1954年1起开始举行校庆科学讨论会。通过一年一度的大型科学报告和讨论,既检阅了全校师生的科研成果,也有力地推动全校学术讨论的开展。这种形式,除了特殊时期被迫停止外,直到今天,复旦大学仍然每年都举办一次科学报告会,到1990年已举行了24届,参加的除文理科、科学技术外,还扩大到机关和管理部门。这种科学讨论会,按照陈校长的意见,要认真贯彻党的"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“的方针,望老认为"坚持开展不同学派、不同见解的自由讨论,既是繁荣科学的途径,也是提高科学工作者的手段。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。陈望道先生不仅积极提倡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,而且还身体力行,带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。他从事一辈子进步的语文运动,也从事了一辈子语文研究。1952年起望老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、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、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等职。

陈望道先生的《修辞学发凡》一书曾得到毛主席和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,在上海市委和校党委支持下,望老在复旦设立了语法、修辞、逻辑研究室(后来在改为语言研究室),由望老亲自主持工作,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。1961年,陈望道先生担任《辞海》主编的任务。经过全体编写人员四年的辛勤劳动,《辞海》于1965年出版。1975年以后,望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,但他仍坚持学术研究,最后竟然在病榻上完成了《文法简论》一书的定稿工作。望老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,可以说是"著作遍海内,桃李满天下"。特别是他本人治学严谨,深入研究的学术精神,值得我们青年盟员学习一辈子。

耿直无私

耿直,是学生们对陈望道的一致评价。1944年秋,复旦大学,新闻系新生入校,当时陈望道讲授修辞学。第一节课,他走进教室,打开皮包把一堆小额钞票放在讲台上。然后,陈望道让买了他的《修辞学发凡》的学生举手示意,学生们疑惑不解地举起手来。他微笑着说:“凡已买书的都上来,你们买书时,在定价中有一小部分是出版社付给我的版税,现在我把版税退给你们,我不收自己学生的版税。”学生们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陆续地走上讲台领取退回的版税,然后毕恭毕敬地给先生鞠上一躬。

1965年,复旦大学为庆祝建校60周年,要建造邯郸路220号校门,预算要两万余元,学校却只有一万元的投入,为此陈望道拿出了自己积攒的稿费一万多元,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。也因为这,1991年陈望道诞辰100周年时,曾有知情的教师建议将复旦校门命名为“望道门”,以为纪念。

复旦地处上海城郊结合部,过去属宝山县地界。因为未划归市区,在那个年代不论粮油还是副食品供应都比市区差,复旦职工子女读书、升学、就业也多有不便。身为一校之长的陈望道,为此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复旦员工的实际困难,希望能尽快解决,并提出了将复旦划归市区的要求。对于有近二万名师生员工的复旦,市政府觉得十分为难,但望老还是不断反映。直至望老弥留之际,市有关领导来华东医院探望,问他有什么要求时,他再次提出:“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,只是想为复旦说句话.请一定解决好把复旦划归市区的问题。

陈望道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即便是弥留之际,仍然心系师生、心系人民的好校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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